删繁就简

　　删繁就简，出自明代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：“如孔子退修六籍，删繁就简，开示来学，亦大段不费甚考索。”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记载，孔子将三千余篇古诗删减整理为三百零五篇的《诗经》，堪称“删繁”典范。王阳明借此阐明：教化之道，贵在删繁就简，返璞归真。

　　“繁”字初见于西周金文，从糸，从每，取妇女头上饰物繁多如丝之意，其本义指“多”，又引申出“复杂”之意。《读易详说》记载：“孔子于既灌之后不欲观者，盖繁文缛节，容有伪焉。”孔子观礼时，见仪式流于形式，便中途离场，因其深知礼之真谛在于“诚”而非“繁”。“繁”中见弊，这种对形式主义的警惕，在历代治理智慧中皆有回响。

　　化繁为简，是治国理政之道。西周姜太公治齐时，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，尊重当地民俗、简化礼仪制度，终使“人民多归齐，齐为大国”，极大地促进了齐国的繁荣。明朝张居正推行“一条鞭法”，把各州县的田赋、徭役以及其他杂税总为一条，合并征收银两，按亩折算缴纳。这样大大简化了税制，方便征收税款。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，进而增加财政收入。这种“化繁为简”的改革，使万历前期“太仓粟可支十年”。化繁为简并非简单的删减，而是剔除冗余、清除障碍，更好地释放发展动能，让治理回归本质，从而顺应时代发展，促进文明进步。

　　以简驭繁，方能事半功倍。《梦溪笔谈》中提到“见简即用，见繁即变”，沈括认为简化是算术的共同规则。在元代以前，中国观测天体坐标的主要仪器是浑仪，但随着对天文认识的不断加深，浑仪结构越来越复杂，使用时有很多天区被遮蔽，影响观测效果。元代郭守敬将结构复杂的浑仪简化为简仪，去除冗余环圈，保留核心观测功能。这一革新不但扩大了观测范围、提高了观测效率，也使读数精度大大提高。这体现出技术演进的内在逻辑往往是化繁为简。

　　删繁就简，重在改进作风。毛泽东同志在《反对本本主义》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，就是这种形式主义在那里作怪。”形式主义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，严重影响了工作质效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党高度重视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，一些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得到了有效治理。视频会议替代舟车劳顿，“指尖办公”免去盖章跑腿，从“表格围城”到数字赋能，基层干部得以从“迎检留痕”中脱身，将精力投入真抓实干。

　　在繁与简的取舍中，我们既要摆脱“以繁为尊”的思维定式，亦需警惕“为简而简”的形式主义。简化不是简单地否定传统礼仪和现有规范，而是剔除虚浮、留存内核。唯有保持“礼与其奢也宁俭”的自觉，让规则服务于人、流程便利于民，方能在务实中实现善治。(江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