诸葛亮廉政思想及道德根源

诸葛亮廉政思想及道德根源

凡是有些历史知识又不怀偏见的人，都不会否认诸葛亮的廉政。诸葛亮身为一国丞相，在生活上却十分俭朴。他给李严的信中说：“吾受赐八十万斛，今蓄财无余，妾无副服。”他给后主的表章说：“臣初奉先帝，资仰于官，不自治生。今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，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，无别调度，随身衣食，悉仰于官，不别治生，以长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。”从上述一信一表中，可以看出诸葛亮为政的廉洁。清人张澍对此感慨道：“侯之妾乃无副服，其俭德可师矣。”

廉政概念在古代有着与现代不尽相同的含义。《晏子春秋·问下四》：“景公问晏子：‘廉政而长久，其行何也？’晏子对曰：“其行水也。美哉水乎清清，其浊不无雩途，其清不无洒除，是以长久也。”《文选·运命论》李善注引作“廉正”，可见“廉政”即“廉正”。《周礼·天官·小宰》：“以听官府之六计，弊群吏之治。一曰廉善，二曰廉能，三曰廉敬，四曰廉正，五曰廉法，六曰廉辨。”郑玄注：“正，行无邪也。”可见古代的廉政是指人的廉洁正直之品质。正直是廉洁之本，心无邪念，正气凛然才有可能廉洁不贪，不取无义之财。我们在考察诸葛亮的廉政品行时，同样也能发现一股浩然正气。

他的政治理想不可侵犯。诸葛亮把兴复汉室，统一全国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，他的一生始终为这个理想而奋斗。夷陵战败，刘备新亡，蜀汉面临着严重的危机。这时候，曹魏司徒华歆、司空王朗、尚书令陈群、太史令许芝、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人，纷纷写信给诸葛亮，陈说天命人事，劝他举国归藩曹魏。这实际上就是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。对此，诸葛亮作《正议》一文以答，援古证今、凝练深沉、义正词严，显示出了凛然不可犯的正气。

他的忠贞不渝不可侵犯。诸葛亮受刘备遗托辅政，祭由刘禅，“政由葛氏”，“事无巨细，皆亮专之”。能够有这样的权力和地位，对一般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，这个吸引力就是再向前迈一步，继位称尊，创立个人的家天下。远的不说，就说禅代汉帝的曹氏、禅代曹氏的司马氏都是如此。然而这种吸引力在诸葛亮面前却像磁石遇到玻璃，没有丝毫作用。他一如既往，克尽臣礼，戮力国事，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。在此期间，李严曾劝他加九锡，向至尊之位靠拢，诸葛亮却义正词严地回答：“吾本东方下士，误用于先帝，位极人臣，禄赐百亿，今讨贼未效，知己未答，而方宠齐、晋，坐自贵大，非其义也。”这种不追求个人地位，一心为国的凛然正气，至今看来仍感人至深。

他的做人原则不可侵犯。范文澜先生说：“诸葛亮的行为在封建时代，道德标准是很高的。”诸葛亮对己要求标准很高，但对别人则主张用人所长，容许别人存在某些不足。如法正心地不宽，李严善营私产，何祗不持节俭，魏延高傲自大，杨仪心性狷狭。诸葛亮在同他们相处或加以任用时，虽不苛求，却对他们身上的毛病防范极严，只有对其批评帮助的记载，绝无沾染半点恶习。诸葛亮的立身原则是凛然不可犯的。

诸葛亮的正直无邪具有一种循名责实的躬行特点。

东汉末期，社会黑暗，政治腐败，一些封建官僚和无行士人，既要过奢侈糜烂生活，又想捞取好的社会名声，在道德伦理上十分虚伪。他们“饰伪以邀誉，钓奇以惊俗。不食君禄，而争奢沽之利，不受小官，而规卿相之位。”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说：“举秀才，不知书。察孝廉，父别居。寒素清白浊如泥，高策良将怯如鸡。”这种虚伪的道德已经完全丧失了规范社会民众行为的约束力。曹操反其道而行之，公然求举“不仁不孝，而有治国用兵之术”者，这固然是出于曹操代汉的政治需要，但同时反映了虚伪的道德已不得人心。诸葛亮的道德表现，既不像汉末封建官僚和无行士人那样虚伪，也不像曹操那样矫枉过正，对儒家道德公然否定。他循名责实，凡是他认为应该提倡发扬的道德，他都躬行实践，以身作则。他根据儒家所说的“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从”，指出“故人君先正其身，然后乃行其令”。又说：“上之所为，人之所瞻也。夫释己教人，是谓逆政，正己教人，是谓顺政”，“先理身，后理人”，“理上则下正，理身则人正”。诸葛亮本人就是实践传统美德的典范。

他对蜀汉政权尽忠，自己虽受刘备遗托，集蜀汉大权于一身，但始终兢兢业业，将全部精力贡献于蜀汉的事业，以自己的忠诚无私，使蜀汉“上不生疑心，下不生流言”，保持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和睦与稳定；他提倡为官要廉政爱民，自己则“蓄财无余，妾无副服”，始终保持俭朴的生活作风；他提倡为官要勤政，自己则呕心沥血，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甚至“自校簿书”，“罚二十以上，皆亲揽焉”；他提倡讲信义，自己则“赏罚必信”，决不朝令夕改，决不因亲疏恩仇而改变赏罚标准；他要求后主开张圣听，勿塞忠谏之路，自己则多次下教令，让部下指出自己的缺点。

诸葛亮的廉政行为是他注重自身道德修养的结果。诸葛亮有句名言：“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。”节俭就是满足于正常生活的物质需求，不为物欲所趋使，不过分地追求奢华，从而在外界物质引诱面前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。能够有节俭的生活态度就已不易，达到静的境界就更需要修养。张鲁是道教领袖，按说静的修炼应该是很好的，但实质上却不然。诸葛亮就给张鲁写信批评他说：“灵仙养命，犹节松霞，而享身嗜味，奚能尚道？”指出了张鲁虽标榜道，但并未真正静心求道，而是在“享身嗜味”。

诸葛亮追求宁静淡泊，一般人认为是受道家思想较深的缘故。的确，在老子的言论中，有很多关于静的论述。如“至虚极，守静笃”，“清静为天下正”。庄子也说：“虚静恬淡，寂寞无为者，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。”然而，除道家之外，儒家、法家也讲静。荀子说：“虚壹而静。”韩非也说：“用神也静，静则少费。”所以，探求诸葛亮的求静修身观，不能只看到道家的影响。同样，关于俭，各家各派也有自己的论述。老子说：“我有三宝，持而宝之：一曰慈，二曰俭，三曰不敢为天下先。”这是道家理论。孔子说：“奢则不孙，俭则固。”这是儒家理论。墨子说：“故圣人作，诲男耕稼树艺，以为民食。其为食也，足以增气充虚，强体适腹而已矣。故其用财节，其自养俭。”这是墨家的理论。道家讲静讲俭，而且讲得精微透彻，但有较浓的独善其身的出世味道；道家以外的儒、法、墨各家，经世致用的入世倾向较明显。而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，宁静以致远，正是把各家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，把出世与入世和谐地统一起来。

诸葛亮的廉政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，廉政离不开良好道德的修养和优秀品德的培养。古人说“道德可常”，意思是，道德的生命力是长久的。道德的生命力不仅长久，而且是有力量的，它是当权者廉政的根本。很难想象，一个道德品质不好的当权者会有廉政的行为。完善法律健全制度的确必要，而模范地遵守法规制度，更需要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。因此，在全社会建立起崇尚道德的良好氛围，使个人的道德修养得到重视，是我们今天建设廉政文化的重要任务。（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）